正在展览

我,们——陈彧君个展

2025.10.11-2026.1.4
龙美术馆 西岸馆

艺术家 陈彧君
策展人 崔灿灿

2025年10月11日至2026年1月4日,龙美术馆(西岸馆)将推出艺术家陈彧君最新个展“我,们”,展览由崔灿灿策划,合计呈现30余件绘画、装置和雕塑作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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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彧君过去的展览相比,此次展览“我,们”重点聚焦于艺术家2020年之后的绘画作品。展览以倒叙的方法,将“绘画”这个果实前置,分为局外人、错置的空间和自然三个部分,以揭示那些过往的工作,如何搭建了陈彧君绘画中全新的时空,并追溯整片森林给予的根茎与养分。


2009年,陈彧君创作了一批名为《亚洲地境》的作品,作品中诗意的空间与场景,特殊的艺术口音,成为艺术界对他最初的印象。那时,人们并不明白“亚洲”的含义。几年后,陈彧君在北京做了自己第一次个展,并命名为《木兰溪》,故乡莆田与南洋移民的故事第一次被完整讲述,画中的他和他们也第一次建立了联系。


之后,《木兰溪》作为持续性项目,去往德国和以色列,它携带着陈彧君对华侨与移民史的追溯,寻找不同地区与他相似的“我”和“我们”。2019年,陈彧君在北京再次举办了自己的个展,展览分成两部分,一面讲述人在城市和文化背景中的迁徙,一面讲述自然给予时代变迁的慰藉,“我”和“我们”也第一次通过自然搭建了心灵上的联系。


几年后,展览“藤蔓上的村庄”又将这种联系置于更遥远的历史之中,从一个古老的村庄开始,人类如藤蔓般生长、迁徙,于是有了乡镇,有了街区,有了城市与港口,有了最初的游牧、远洋与侨居。


我和我们的连接,亦体现在行动上。在过去的时间里,陈彧君有着一个独特的角色,他不断连接不同领域与群体之间的关系。他的工作室既是家、工作的场域,也是一个公共的客厅,一个聚会与关联的开放枢纽。他的展览既在工作室、画廊、美术馆发生,也在故乡的民房和非艺术空间中行动;展览的内容也可以是各种形式,有时是一个节目,有时是美术馆里的理发店,有时是一场演讲。总而言之,凡是可以连接不同群体,拓展艺术边界的“我”和“我们”,他似乎都百无禁忌。


这些漫长的有关“我和我们”的找寻,也造就成陈彧君独特的艺术线索,一方面他保留了地方性的背景,童年的口音,以汲取故乡莆田的历史与现实,自然的风物,日常的仪式,庆典的元素。另一方面,陈彧君又以游牧和移居的工作方式,在全球现代主义的浪潮下保持开放,吸纳来自于不同地区的美学、语言、精神特质,例如南洋的风情、杭州的江南、上海的殖民风景、洛杉矶的混杂文化。


这些多元而又含混的个人口音,亦形成了陈彧君独特的艺术措辞:他的绘画,如同一片茂密的森林,涵盖不同媒介,跨越不同领域,其间遍布信息,情感交叠,结构繁杂,我们很难用一种固化的风格去描述。或者说,“繁杂”与“茂密”本身成为陈彧君绘画的一种风格,在力求一切“简明并明信片化”的世界里,不仅有我,也有无数与“我”相似的“我们”,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丰富、立体而又多样的绘画世界。


那又是什么造就了这种来自童年的口音?或许可以从那个最初的“我”和“我们”的链接中,找到答案。陈彧君出生在福建莆田,他最早的地理概念里,故乡不是孤立的,它和南洋、亚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就像那条连接此地与他乡的木兰溪,它承载了内部与外部,自我与世界的链接。


某种意义上,“我,们”既是展览的主题,也是陈彧君一直对故乡、华侨、移民历史的找寻。直到如今的现实,我与我们“我,们”的方式,更为紧密的组合起来,以应对相似的处境和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:在这个价值离散、普遍感到焦虑的年代,在这个“未来”贫瘠的年代,我们应该如何创造一种有关团结和连接的力量?


像是新作《局外人》中与加谬相似的隐喻,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作家,在地中海象征着生命热烈的阳光下,写下他童年中夏天的含义“在阿尔及尔的夏季,我了解到人最大的奢侈,就是在贫穷中永远保有对某种生活的渴望。之后,这些童年的阳光,伴随着他度过一个又一个酷寒的冬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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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彧君的绘画始于空间。从2009年的《亚洲地境》开始,对空间和室内场景的描绘,成为他之后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母题。或者往前追溯,童年时,空间在陈彧君的生活中有着独特的含义,他的故乡福建莆田,这座以侨乡著称的城市,遍布宫庙、书院与祠堂,它既有传统闽式的红砖厝与合院,也有现代建筑中的玻璃幕墙、外挑的阳台,或是南洋风情的拱门、百叶窗、铁艺栏杆。这些杂糅了古今东西的空间群落,造就了陈彧君独特的空间感受,与最初创作的灵感,对他之后的作品中产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。


空间亦是移居的想象,这个起源于地方性的空间记忆,总是伴随着个人与时代的变迁而转变。1994年,陈彧君去往杭州,开始了个人的迁徙,他乡的感受,记忆中华侨的故事,混合成多年后的《临时家庭》。也是从那时起,中国迎来了“全球化”和“城市化”的高峰期,时间与空间都在加速的变动。陈彧君亦迎来了新的转变,他的生活轨迹也从杭州去往洛杉矶、上海。之后的《房间》系列,第一次去除了口音,成为一种抽象而又易于变动的空间结构。他所经历的城市空间的迁徙,也塑造了画中的目光,成就了流动性的世界观。


于是,空间在陈彧君的作品中被赋予截然不同的社会性,它既是基于现实变化的写照,又是个人借助空间描绘进行的探索与超越。此次展览的新作“局外人”系列,便是对这一主题的延续,也是空间系列中一个新的拐点。


2020年,陈彧君在疫情中停留在浙江横店。在漫长的三个月中,偶然的机会,他跟随朋友去参观当地最豪华的别墅区,其中一栋号称“楼王”的房子,让陈彧君颇为触动。它装修到一半,却已停工。搁置的现场,像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切片,残存着不久之前人们对家庭、美学与更好生活的想象。这种感受,又映衬着另一段发生:曾经美式风格、法式风格、托斯卡纳风情,遍布中国的街头,它是一个时代在空间中渴望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见证,也是人们心中的远方与梦想中的他乡,成为《局外人》系列最初的现实灵感。


于是,“空间”在《局外人》中成为一个微缩的世界,它既是个人的基因,生长的背景,又是时代的倒影,在生活场景里的具体反应。而它的最终意义指向个体生命在自然、现实、人文环境的变迁中,所经历的安居与游牧,变化与不变性的共存。


然而,无论是远方的空间,逝去的空间,还是追问的空间,它都需要生长在绘画的经验之上,以凝结成陈彧君自己的方式和个人的标记。此时,我们才能理解,为了应对这些不断生长的变化,陈彧君为何要耗费多年,通过对各种媒介的反复实践、各种领域的跨界工作,来搭建自己的土壤与生态,以完成与时代的共振。


只是,如今的画作《局外人》中荒废的房屋,残留着过去的堂皇,像是一块褪了色的斑驳画布,或者一个时代的童话,留下一些与人相关的身影与往事。而它的一角,早已被植物占领,茂密的杂草打破了人类和自然的边界,衰败与荒芜的空间也无形之中成为自由生长的乐园。


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事物总会找到新的空间。某些方面,故乡莆田的空间记忆,让陈彧君获得了某种积极性。那些杂糅而又含混的空间,同样意味着交杂地带所饱含的希望。因为交杂,它成为生长可能性的乐土。也因为局外人,空间中的故事可以逃离规则,无忌于法度,那些由人类所决定的单行道被删除,事物回到了最初的状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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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彧君的绘画也始于自然。如果说陈彧君画中的“空间”指向现实,那么自然就是梦境,对社会性的补充。


和风景对自然的客观描绘不同,自然在陈彧君作品中成为“万物有灵”的象征。它是画中弥漫的灵性,也是艺术家试图用绘画抵达的道路。在道路的尽头,便是“理想国”和“桃花源”般的人类秩序。


自然的精神与规律,也是陈彧君面对时代变迁时创作生命力的写照。在雨林中,植物循环往复着一轮又一轮的更替,它们努力的朝向阳光,高大的乔木类,凭借自身的优势,靠着向上的生长,笔挺的树尖率先夺得阳光。没有直立本领的藤蔓,却进化出依附与攀援的本能,它们靠着缠绕的方式向上攀缘,以让一抹嫩绿靠近阳光。而树荫下,那些无法长高的植物,例如天堂鸟,靠着生存的欲望,长出硕大的叶子,用增加受光面积的方式来获得阳光。而一些寄生类的植物,它没有土壤与故乡,只能将种子变得更轻,随风落在那里,便在那里生活,像极了人类与移民的故事。


这些生命之间,有高有低,有长有短,闪烁着各自的灵韵。它们交织在一起,相互依存,构成一种多样性的生态,万物互联的网络。或者说,在这个急转时代,在这个全球普遍性的衰退里,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处处充斥着对立、纷争与沮丧,自然中那些灵动而又平凡的故事,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由生长和时空轮回的结构性启示。


同样,自然中的丛生结构,与绘画有着相似的感受与情感,也启发着陈彧君多年来沉积的绘画语言,对综合材料、拼贴、书写性和多重空间的运用。这些名为《时间森林》与《仲夏之梦》的作品,由不同的材质与情感组成,它们的笔触足够的茂密,结构也足够繁杂,色彩又有着单调中的斑斓。画中树干上的纹理,由生命的脏器或者扭动的身体所装饰,像是蒙克留下的精神与时间的光影。而流动性的笔触,交织的色块,彼此粘连,这种游离的情绪,接近于夏日的梦境,在现实与梦幻之间,长出一片朦胧的森林。


树木系列位于展厅的开篇、隔层与结尾,像是展览中始终游荡的故乡,它提示我们自然中多重空间的存在。雨林中生生不息的故事,它有着比人类更古老的历史,更恒久的生命观。树木也承载了陈彧君童年的记忆与口音,在那条反复被提及的木兰溪旁,矗立着高大的龙眼树。它的树干上长满树瘤、疤节、纹理,残缺的美感,被赋予中国哲学中“以缺为美”和“以无为有”的思想。


作为南亚热带植物,龙眼树随着莆田人的足迹遍布南洋,亦如阿拉伯人将石榴树视为家庭与团聚的象征,波斯人有地毯便有了家的存在。龙眼木也成为那些华侨的根茎与故乡的光影,老树根的虬曲形态,水中多年不腐的质地,意味着时代变迁中古老时间的流逝,也成为自然的造化里,个人生命的坚韧与顽强的象征。


亦如隔层中,那些仿佛藤蔓式的生长空间,成为展览的中心与根茎,它既是展览结构的写照,也是展览情感的比喻,像是陈彧君画中这片朦胧的森林,成为游牧人与浪荡子短暂的家庭,心灵上的居所。


撰文:崔灿灿

2025年9月22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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